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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颗粒无收”到“丰收成灾”-精品文档

时间:2019-09-16

  从“颗粒无收”到“丰收成灾”-精品文档_生物学_自然科学_专业资料。从“颗粒无收”到“丰收成灾”-精品文档 从“颗粒无收”到“丰收成灾” 1932 年 8、9 月间,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罕见的丰 收盛况,但是由于当时粮价下跌太多,农民增产却反而减收,粮 食出卖的价格连成本都不够,形成了“丰收成灾”的奇怪现象。 当时很多的文学作品都以描述农村经济的破产为主要内容, 比如 我们比较熟悉的《多收了三五斗》 (叶圣陶)、 《秋收》 (矛盾)、 《丰收》(叶紫),都“不约而同地反映同一种社会现象,表现 相同的主题”[1],从侧面表现出粮食跌价对农村经济的严重破 坏。然而就在上一年,这一地区还曾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水灾,导 致农作“颗粒无收”,粮食价格涨得很高。史学界在谈到这个问 题的时候,普遍认为这“主要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波 及”,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向我国输送“过剩粮食”。我国 米粮的跌价“主要是洋米影响的结果”[2]。但是,当时我国已 经获得关税自主权,完全可以利用关税壁垒来抵制外粮倾销,而 政府却在明知国外粮食跌价的情况下“禁止粮食出口”, 鼓励外 粮的输入,说明政府自身的决策也是导致粮食跌价的重要原因。 笔者通过对水灾以后,中央和各省政府一系列行政举措的分析, 发现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时尚未实际统一全国,中央权力没有整 合,政府决策也不能被有效执行,这次“丰收成灾”其实是在特 定政治环境下的各种相关因素的综合产物。 1931 年 6 月,南京市社会局已经在为当年的农业生产做准 备, 考虑到“每届夏令, 各乡稻田, 发生蝗虫, 贻害稻麦”, “曾 派员分赴各乡视察”,提醒农民“预防蝗灾”[3]。由于去年冬 天防范措施做得好,当年蝗虫并不多,倒是降雨太多,让人始料 未及。“入夏以来,霪雨绵绵,为数十年所未有”[4],南京市 区就有很多地方因为“地面低洼,沟渠不通”,“完全浸没水 中”[4],灾情十分严重。粮食的价格随着河水的水位开始上涨, 因为在河水暴涨以后,“四乡运输,极感不便,来源既稀,故遂 呈供不应求之势,而价格愈日渐陡涨也”[5]。另外,由于“今 年水患,田禾全淹,几将颗粒无收”,人们担心“来年春季,食 粮不足”[6],更使粮食供应呈现出紧张的态势。上海市“高米 价开至十九元五角”,历年的涨风均“无今次之剧烈”,人们悲 观的感叹“来日大难不知伊于胡底”,提醒市府“如不及早预 防,一旦存粮缺乏,到源不继,危险殊甚”[7]。南京市“为首 都所在”,自然更不敢大意,市府认为在水灾过后“平粜一事, 尤为重要”,训令社会局“会同地方团体赶速筹划,以免粮 荒”[7]。社会局随后提议组织粮食委员会“妥筹切实救济粮食 办法,并评定米粮价格”[8],得到了市府的批准[9]。 在中国遭受水灾,粮价飞涨之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却 发生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粮食的价格普遍下跌。当时国 内的媒体对这一情况也有很多报道,比如 1931 年 5 月,《工商 半月刊》称美国“本年初积存之小麦,较去年约增三千二百五十 万蒲式耳”,“联邦农务部在事实上已有渐入窘境之感,盖如何 推销其积存之麦,而又不使市价受其压迫”[10]。随后又报道了 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小麦会议上,各国公开承认“小麦之跌价,实 由于生产过剩”[11]。既然美国粮食过剩,水灾以后自然“有人 主张以美麦为食粮之救济”,认为“苟能向美商借美麦,则于食 粮问题可以解决大半”[6]。时任国府顾问的林百克也建议“面 粉借款”,而美国“农部副部长屋格丁亦力主此项建议之实 现”,“于右任等亦均赞同”[12]。当时也有人提出收购东北余 粮赈灾,因为当时东北的粮食产量也非常丰富,由于“受国际市 场影响,所剩余小麦业达数十万吨”[13],向东北购买粮食,不 仅可以救灾,还可以振兴东北农业。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比 较详尽的论著①,笔者不再赘述。需要另外指出的是,这种建议 并不意味反对政府向美国借麦, 人们只是把东北余粮当作美麦的 一种补充。有些学者认为民间就借贷美麦与政府“展开激烈争 论”,“凸现了民间社会力量的强大与自觉”[14],而当时民间 的表达却通常都比较温和,大都没有要争论的意思。比如上海市 商会就觉得“政府虽有向美国赊购麦粉之议,惟分期运华,未免 缓不济急”,所以他们呈请国府“明令以东北余粮悉数平价充 赈,任听商贩自由转运,海道则免纳转口关税,陆路则大减铁路 运费”[15],很明显只是想让政府方便他们在此时做粮食生意, 降低他们的进价和运费,并不是想反对借麦,至多说“可以减少 向美国借贷小麦”[13]。政府方面对于商界的请求,也不是置之 不理,铁道部“当各路报告水势急涨之时,即注意调查各路沿线 产粮之区”,现在“灾象已成,急赈而外,厥为平粮”,所以他 们“拟具运输平粜粮米减价办法”[16],只要符合规定的,“均 减收运价百分之五十”[17],为商人转运粮食提供了方便。对于 美麦借贷, 当时“不惟政府有此计划, 民间亦有此项提议”[18], 赋闲在家的项骧因为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与美国总统胡 佛是同学,便“以私人名义,去电华盛顿,乞以剩余棉麦助 赈”[19]。但是美国棉麦的“过剩”只是相对过剩,资本家对于 他们本国那些失业贫民都没有施以援手,怎么肯免费捐助给中 国,所以他们不仅没有像人们想的那样“助赈”,反而提出很高 的条件②,导致民间对美麦的价格不太满意。政府又何尝不希望 美国卖得便宜一点,当初林百克建议国府借贷美麦时,说美麦 “利息至多不过三厘”[12],结果却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利息 才“由四厘半减至四厘”[20]。 而且“美麦价每担约合华币六七 元,加运费反较本麦价高”[21],这就意味着如果政府借贷的这 批美麦拿回国内卖肯定要亏本。 国民政府虽然明知要亏本却还是 要借贷美麦,而不是选择购买其他粮食,主要是受制于当时窘困 的财政。国民政府成立后,内战不断,军费开支很大,导致“中 央近年财政,除一部分税收外,大部分悉赖债券周转”[22]。如 果向别处购买粮食,虽然便宜,但是对财政而言却是出项,政府 拿不出钱来。美麦虽然贵,却是以借贷的方式来引进,对财政来 说反是一笔进项,对于缓解紧张局面大有好处。当时中央也考虑 过发行内债,其“利率定为周年八厘”[23],比起只要四厘息的 美麦来说,贵了不少。所以政府虽然明知美麦要亏,但是相比其 他筹款方式来说还是值得的。 当时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美面粉借 款动议于去冬今春间(笔者注:1930—1931 年)”,但因其“于 农业不利,故无形停顿”,“现值国内灾情奇重”,“弊害当较 轻”[12]。由此可见,对于美麦借款,政府其实早已打算,只是 在等待适合的时机,在如此严重的水灾时借款,反对之声当然较 弱,9 月 3 日,美麦借款很顺利地就在中政会通过[24]。 国 府借贷的小麦总数达到 45 万吨,看上去数量非常巨大。有学者 由此认为“如此巨额粮食在中国倾销,必然会导致中国粮价下 跌”,并断定这批美麦造成了 1932 年“新粮价格惨跌”[25]。 然而当年水灾面积广大,受灾程度严重,这一部分粮食并不能抵 消多少受灾损失,不足以成为 1932 年粮价惨跌的原因。据后来 XX 局的不完全统计,当年的粮食产量与正常年份相比较,“稻 损失额,约九十万万斤,折成净米约合六十万万斤,高粱小米折 成粉约合十万万斤。折合美吨计,共约五百万吨”,而美麦 45 万吨“按八成折成净粉”[26],才 36 万吨,只约损失额的 7%左 右。 10 月 13 日,南京市市议会议决粮食委员会组织规则,并订 于 15 日在市府会议厅开成立大会[27]。粮委会由市府各部门代 表和市商会代表组成, 主要的任务是“办理南京市粮食储备及调 节事项”,但是它的“委员及职员均为无给职”[28],表明它只 是一个临时的附设机构,没有什么实权。在第一次会议中,大会 决议的方案是:“呈请行政院苏皖两省政府,饬属遵照政府禁止 遏籴明令,不得封运,以裕来源。迅请市府转呈。”[29]当时各 省为了稳定当地粮价,“惯常有禁米出口法令之颁行”,虽然国 民政府成立后,明令禁止遏籴,但各省“擅自禁米出口之陋政, 仍未完全革除”,尤其是在 1931 年洪水期间,“湘皖赣诸省米 禁反更加紧”[30]。 7 月上旬,连续下了几场大雨,“此时人心,已为震动”, 粮食市场“完全为天雨所带动”,“异常畅旺,逐步提高,势颇 猛烈”[31],粮食价格飞涨。这种情况引起了各地政府注意,江 苏省府认为“本省私运米粮出境, 迭经严禁有案, 本年霉雨运绵, 荒象已成”,“自应重申前令,以维民食”[32],所以各公安队 分别在水路交通要冲, 查禁私运米粮出省。 安徽省受灾更重, “皖 南各县淹没良田有三四百万亩之多”,而“芜湖及皖南各县”, 为其“产米之区,乃竟受此重创”,省府“为全省民食计,决即 禁止米粮出口”[33]。 后来“仍有奸商藉军米之名, 偷运出口”, 政府还设立“米粮出口查验所,严厉查禁”,一经查出,“即行 充公,作为赈米”[34]。南京市的粮食来源主要有二,“一仰给 于苏省之溧水、句容、高淳、溧阳、无锡、江宁诸邑,所谓内河 是也;一是仰给于皖省之合肥、巢县、芜湖等处,所谓外江是 也”[35],而作为“内河”、“外江”的苏皖两省却都在实行严 密的禁米,完全阻断了粮食的来源,南京粮食委员会建议取消遏 籴也是迫不得已的。而早在 8 月,内政部“为调剂民食起见”, 已经咨行各省“禁止遏籴,并请转饬所属,取缔奸商”[36],显 然各省当时就没有执行行政院“禁止遏籴”的政策, 怎么可能现 在又突然遵守呢?中央政府此时对各省的遏籴也不太在意, 反是 非常关注各地偷运粮食出口。10 月底,行政院训令内政部“查 私运粮食出口,本院迭经通令,查禁在案,今年水灾奇重,秋成 失收,自应重申前令”[37],内政部随后便向南京市政府转达了 行政院的禁米令,要它“转饬所属,一体严行查禁,以维民 食”[38],实际上是对各省禁米表示赞同,使京市“禁止遏籴” 的愿望化为泡影。 与这种紧张的禁米局面形成对比的是,10 月的米价却已经 开始下降了。南京市粮食管理所报告当地米价“指数为一二 一·○○,与本年九月份一二八·○六相比,计低百分之七·○ 六”,而“其余麦面稻豆等指数,受米价低下之影响,价格亦趋 低落”[39]。上海市的米粮价格则是在 8 月底开始滞涨,因为 “天气转晴,各帮来源不断”,“大势涨而复跌,形式暂看稳 定”。当时有人预测“嗣后新谷次第登场,尚天气晴正,或无过 涨之可能”[40]。 到了 9 月中旬, 果然“天气转晴, 人心看疲”, “市形异常沉闷”[41]。10 月以后,米价更是狂跌不止,“新 更(粳)价跌七八角”,其他粮食“跟跌四五角”,而且“各种 大新等, 出品日多”, “故预测今后米市, 尚有步松之势”[42]。 我们从表一可以看出, 上海的米价在 8 月达到高点后, 再未上涨, 反而是步步下跌, 与以往正常年景新米登市时的下跌情况非常相 似。但是当年各省受灾后米粮减产巨大,都在互相遏籴,哪来那 么多粮食供应市场呢?原来早在水灾初发时, 商人就已经抢在政 府借麦之前向国外订购了大批粮食。在水灾发生前,国内“新小 麦业已上市”,但是因为“商人订购洋麦之故”,在粮食普遍歉 收的时节,本地麦粮居然“不但价格低落,且有无可出售之 痛”[43],可见洋麦订购的数量之多。所以麦粉市场比米市还要 更先出现波动,“一般人鉴于洋麦之能续订,未免前途极大之障 碍, 因之市气见挫”[44]。 9 月中旬, “政府赈灾之洋麦订定后”, 麦市“仿佛其气已馁,不能抬价”,“兼之俄国麦之兜售”,其 他“国外之过剩食粮竞向中国猛烈进行,所以大部分人心,均呈 暗淡”[45]。不仅洋麦洋粉向我国输出巨大,洋米也是如此。9 月中旬,洋米市况本来不佳,但是“因洋行方面兜售甚力,产地 市价亦有松落之象”,“沪商略有订购”[46]。后来西贡米到货 太多,“一部分货主甚愿贬价求脱”[47],囤户“乃趁此机会, 揿价收买”[48]。即便如此,洋米“仍乏起色”,“洋行方面因 国外来电报小,纷纷向华商揽卖,日来已打出询价电报数 起”[49]。政府向美国借贷的赈麦,“因解决合同中各项细节及 运货合同等问题”,到 10 月下旬才开始起运,“又因航海遭遇 大风,首批货物迟至 11 月 15 日始克抵沪”[50] (p.2),而 表二却显示从 8 月到 11 月的四个月时间里,已有大量粮食从上 海海关进口,而且是呈快速增长的趋势。由此可以判断这些粮食 大部分是私人资本在水灾后自行购买的, 与借贷美麦没有什么关 系 (美麦借款中也根本没有包括大米, 而米的进口额却增长最快, 也是一个证据)。这说明,灾后平抑粮价的并不是政府所借的赈 麦,而是商人自行购买的洋米洋麦。 在洋米洋面大量涌入国内时,财政部却还认为“本年水灾, 民食异常恐慌”,而“近来仍有奸商,偷运内地米粮出口,以资 牟利”,所以它“训令全国各海关,一律厉行严禁,如查觉有私 运米粮出口情事,除予以扣留外,并严重惩罚”[51]。在各省禁 米,国内流通不畅的情况下,各种粮食不能出口,就只能在各口 岸堆积起来。 1932 年 1 月 28 日, 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 八”事变,“自日军在沪暴行以来,沪上商业全部停顿”[52], 粮食期货已无法交割,而在现货方面,由于“日机扰乱苏杭,北 市米船即告停顿”,沪市米粮“全赖南市源源开到”。在这种情 况下,“市上现存米粮,仍足敷两月之需”[53],这还不包括闸 北“临近战区之各米店”,因为“闸北战事剧烈”,它们“迁徙 靡定,无从查报”[54],在 3 月底查报时,发现这些米店存货也 不少。 另外一方面,政府所购美麦到达上海之后,并不是 按原定计划那样全部“直驶汉口”,而是“十一艘驶至南京浦 口,一艘驶至镇江,一艘驶至南通州,又一艘在南京镇江分卸货 物,其余则均在上海卸货”[50] (p.2)。而当时的交通非常 不方便,要把这些粮食由以上口岸城市运至内地灾区,需要一大 笔转运费,还要加上包装、搬运、储存等费用,价格更加高昂。 后来救灾委员会统计,平均每吨麦的运费是“一元九角七分”, 这还只是“由江海各轮运达沿江各粮站运费”, 没有包括“由总 粮站运至分粮站及由分粮站运至发放地点之费用”[50] (p.22)。所以在取得美国政府同意后,救灾委员会便“在上海 及各总粮站”变卖了一部分粮食,其“所售出之麦粮,计共减去 应需转运总额四分之一”[50] (p.23)。这些售出的粮食虽然 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但是却增加了各口岸的粮食存积,使当地粮 价进一步下滑。 在水灾发生之后,实业部对受灾地区的粮食生产非常重视, 担心农民“因秋收无望,恐多将耕牛廉价出售或屠宰”,便禁止 “向灾区采购或私运耕牛出境”, 并由“政府采办大批饲料”交 给农民饲养,同时还咨请财政部“转饬海关严禁耕牛出 口”[55]。当年秋冬之交,水势虽然渐渐退去,“而江河两岸农 田的积水, 大都还没有排除”, 这些田地“当然不能种麦”, “但 是农家在这时候,如不设法利用”,“那末又要延缓到明年夏季 方能插秧”,等于造成“一季麦熟的荒欠”[56]。所以,实业部 又部署灾民“速种其他短期作物”[57],有所补救。后来救灾委 员会从美麦中拨出一部分给各省的农赈处, 让它们转贷“给灾农 作为今冬种子”,江苏省将分配给他们的美麦“在沪按市价出 售,改购本省最宜之麦种,运往灾区贷放”[58]。另外,也有专 人教授灾农如何利用被水淹的田地以及如何保存麦种, 为明春的 麦收提供帮助。据后来的麦产调查显示,江苏省次年的麦产比起 上一季不仅没减少,反而还增收。浙江、安徽等受灾省份虽然有 所减收,但是损失也不大。时人认为“麦季收成虽较上年减少, 但一般的农业状况,比较尚佳”[59]。而按照海关报告来看,从 1932 年年初到 6 月麦收结束之前,我国有大量的麦粮进口,与 农业情况的好转极不相称。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造成了此 种现象, 一方面是最后一批借贷的美麦是 1932 年 5 月 16 日才到 到货[50] (p.2),增加了这几个月的麦面进口量。另一方面, 政府所购买的美麦偏贵,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比如 1931 年的美国小麦每蒲式耳“平均收买价为九角二分”, “较世界平 均价格高三角一分”[10]。而此时“过剩”的趋势更加严重,一 些国家为了倾销本国麦面,竞相减价。“澳麦及加麦”都比美麦 卖得便宜[59],所以“政府既已借麦于前,人民更盲从购麦于 后”[60],大量进口世界市场上的便宜麦面。这些进口麦面,加 上国内收获的麦粮, 极大冲击了国内粮食价格, 从表五可以看出, 4、5 月以后,粮价从峰值上跌落,而以往这样的时候正是青黄 不接,粮价上涨的季节。 除麦面外,米谷的进口也不在少数。由于当时亚洲主要的产 米地区也受到了世界经济影响,米价纷纷下跌。暹罗米在 1930 年“已有极惨之暴落”,次年却还是依旧继续跌落,而输出数量 却在减少。 与此同时, 缅甸“尚有多量糙米, 在各地待价而沽”, 而安南“本年度之输出余力概算为一百四十万吨”[61]。 日本的 粮食以前一直不足自给,米价较高,但 1931 年其国内“农产物 价格跌落甚剧”[62],也急需向外输出“过剩”米粮。此时中国 的米价却因为水灾的影响偏高, 所以各国的低价米粮纷纷涌入中 国米市,甚至有人发现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本国农业,将“前年备 价收买而藏于仓库者”降价向上海倾销,“收买之时所付之米 价,实为日金二十四元,而出售之价仅为八元”[63]。仅 1932 年上半年,从海关进口的粮食即达到“一万万三千余万两”(而 1931 年发生如此严重的水灾,全年的进口额才“一万万八千六 百万”),其中“米谷七千三百万两,小麦三千六百万两,面粉 二千五百万两”,米粮进口明显占多。从表六可以看出,洋米进 口指数自 3 月份开始就大于 100,表示其已经超过正常年份的平 均水平,虽然在 4 月以后指数有所下降,但是直到 8 月才回到 100 以下,而 8、9 月间,正是全国各地米谷丰收的时候。比如 安徽省“一因雨水调匀,二因去年稻田休养,膏沃更富,米谷产 量倍胜往年”[64]。而湖南省是当时“米谷出产最丰之区”,当 年也是“雨时若,全省丰收”[65]。江苏省的米谷生产主要依靠 江南各县,江北则“收获不多”,但“今年各地大半丰收”,产 量“超过常额”[66]。这些丰收的米谷,加上巨额进口,极大地 冲击了国内粮价,更由于各省在去年水灾后实行禁米,“颗粒未 准出口”,余留下来的存粮更加剧了当地粮价下滑,湖南省滨湖 各县“谷价每石仅二元三四”,长沙的“普通米仅售六元,为近 三年来未有之廉价”[65]。而安徽省米价“一月之间,由十一元 一担跌至六元半左右”[64]。由表五可以看出,上海的粮食批发 价指数在 9 月出现大幅下跌,此后便一蹶不振了。10 月,唐有 壬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讲,讨论当时的经济问题,认 为“眼前有一件紧要的事情,就是当前的粮食问题”,因为粮食 “价格太贱了,农民的收入,便会大减,因之其购买力也必然随 之而减”[67], 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 而“中国农民消费五谷”, “是自己在每年收获的五谷内保留一部分,用其余出卖的”, “他们的生活情形要看剩余收获能够换得多少钱而后定”。 丰收 的粮食使他们的剩余收获“比往年多出百分之几十”, “但是现 在的谷价再相见已经不及往年的一半”, “在城市内的米价比去 年已经跌落到百分之五十以上”[68],所以尽管当年丰收,农民 的收入却实际上减少了,本来上一年的水灾就是他们损失惨重, 现在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贫困。费孝通先生 1935 年考察开弦弓 村的时候,米价已经有所回升了,但是他也还是说“目前中国农 业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农产品价格下跌”, “为了满足必 需的生活条件,村民被迫向市场多出售他们的产品,这样就降低 了农民的自给程度”[69],由此可见,1932 年粮食跌价对农民 的生活影响是多么巨大。 1930 年秋收后,各地也曾出现过 “米价大跌”的现象,其原因就是“洋米洋麦洋粉陆续订成,进 口不已”,虽然这次跌价并不像 1932 年这次这么严重,但是进 口粮食还是达到“国币二万万之巨”, 使米价“比去年夏间跌至 半数”。1931 年初,上海市米粮同业公会主席范和“恳请市府 转呈中央, 设法禁止洋米麦面粉进口, 或暂时加重进口税”[70], 以此救济农村经济。行政院觉得“禁止进口一节,诸多窒碍,并 难免授奸商操纵之机会”,“然事关农民经济,设法防护亦不容 缓”, 所以最好是由“国定税则委员会对于外国输入米麦面粉厘 定一种税则,规定最高额与最低额”,“随时酌量情形,伸缩处 分”[71]。 但是随着夏季水灾到来, 行政院各部的联席会议讨论, “佥以为本年入夏以来,大宗产米地之长江一代,均遭水患,秋 收完全绝望,为调剂米食起见,对政府禁止外米输入一案,暂请 延期实行”[72], 关于粮食进口税的调整, 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由于没有进口税的限制,国际市场的粮价又不断下跌,进口粮食 价格比国内市场低了很多, 大量涌入的国外“过剩”粮食最终导 致了 1932 年的“丰收成灾”。1932 年 10 月,财政部长宋子文 “鉴于洋米倾销,米价惨落”,“召集产米各省市政府暨内实两 部代表开调节民食会议”[73], 会议“决定国内米粮价格如跌至 所规定之某价格时,则对于外米有累进之进口税”[74]。对于这 个决定,民间表示支持,认为政府“一方可以保护国内农作物, 期农业于复兴;一方亦可得一宗正当之常年收入”[75]。当时国 民政府的财政危机并没有缓解,为了借款过度,竟然不顾粮食价 格已经惨跌,又要向美国续借小麦,引来一片反对之声,江苏农 业协会甚至认为这“不啻置全国农民于死地”[76], 要求政府停 止借款。有人就建议“筹款可以从加米粮进口税上着想”,如果 担心征收关税来的太慢,“远水不救近火,财政当局难免等不 及”,还可以“以此项关税作为抵押”向金融界借款[68]。但是 由于广东方面每年进口洋米数量巨大,他们“反对洋米征税”, 宋子文只好宣称“洋米征收进口税并无其事”[77]。直到次年 10 月,为了平复人们对于 1933 年棉麦借款的不满,他才又改口 说:“中央决定将于明年起开始征收洋米税。”[78]由此可以想 见,就算 1931 年没有水灾,进口税也不一定就不会受到反对。 后来有人指出:“前粤人之反对洋米税,主因在于国米之流 通不自由。例如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以前均有禁米出 口之令。”[79]当时中央也承认米量跌价“以各省禁止米谷出 境,不能自由流通,及洋米进口激增两事关系最为重大”[73]。 而各省政府的禁米,一部分是为了调节当地民食,更多则是为了 以此征收米捐,增加省财政收入。比如 1932 年 3 月,安徽省政 府“在大胜关二里半地方,设局征收米捐”,导致运往南京市的 粮食涨价,军政部请该省主席陈调元“对于运京之米免予征 捐”,他却对以“皖省水灾之后,恐感米荒”,“设局禁运,实 为调节民食”,只答应“对于运京之米,减半征捐”[80]。但是 据运京米商呈报“该局并不遵照减半,至扣留米船二十四艘”, “共载糙熟米五千余石”, 市府只好请求南京警备司令部“派兵 前往大胜关,保护各米船启运,并转饬各米船按照陈主席允准之 案,减半纳捐”[81]。即便如此,陈调元还是不肯放米过关,他 觉得“大胜关经过之船,即入苏境,是否运京,无从得悉,若均 减半征收, 又无截止日期及数目, 长此迁延, 则影响税收”[82], 要求京市填发护照,注明数目,方可减半征捐。在 8 月份各地丰 收, 米价大跌时, 湖南省“弛禁放米, 不征收米捐”, 但还要“收 护照费,计每米一石,缴费一元,谷减半”[65]。由此可见,所 谓“填发护照”也是要收费的,等于也是一种变相的捐税。首都 的食米要想减免捐税都如此困难,更不用说其他地方了。有人指 出,“长沙、芜湖、九江三埠为粮食出口之中心地,居长江流域 之中部,而粮食入口之中心地则至珠江流域,自产地至销场,有 关税有厘金,埃莫森:很高兴能送出助攻我们实现了赛季初的!局卡如林,附捐重重,至捐税之高,超过物价一二 倍以上”,而洋米麦等由于关税较轻,“平均每石输入价值反较 国内平均输出价值为低”[83]。 因此洋米洋面在某些市场上形成 了对国内粮食的价格优势,如果任其进口,一旦遇到国内丰收, 就会诱发粮价大跌。 1930 年 10 月,东南亚主要的产米国暹罗的米价就已经“跌 落颇剧”,一方面是由于上一年水稻种植面积增加,“成为空前 之最新纪录”,而当年又是一个“近颇罕见”的丰收年,“种植 面积十分之九以上,皆有良好或稍良之成绩”,另一方面,则是 由于一部分米商“曾预想 1930 年度之稻作不良”,“故囤积不 少。 现已新米上市, 不得不渐次脱售”[84], 加剧了米价的下跌。 这与国内 1932 年粮食跌价极其相似, 应该成为 1931 年水灾后政 府制定粮政的借鉴。内政部在水灾后“为谋明了世界农产数 量”,曾经请“驻外使领馆向各驻在国就近调查报告,俾我国于 适遇灾荒仰给外国粮食时有所依据”[85], 所以中央政府不可能 对国外的粮食过剩不知情。 上海市粮食委员会在救济民食时亦曾 指出,“定米现非其时,宜秋收尽登之后,观察国外米市,相机 进行。可由本会推定数人,专司调查洋米产销行市情形”[7], 然而大批洋米还是很快涌入了国内市场,此项计划显然未能实 施。 水灾过后, 灾区损失惨重, “人民流离失所, 财产完全毁灭, 在兹农业不振之际,人民已多失业”,所以“其购买力必将锐 减”[6]。1932 年 10 月,江苏省的当铺都出现了“当多赎少, 应付为难”[86]的现象,表明人民贫困的程度已经很深,而当时 进口的粮食大多为较贵的米麦面等,便宜的杂粮却鲜有买入, “一般人民之购买力低减,结果必然无力购买外粮”[18],导致 粮食消费不旺,市面上常常出现“到货不多,去化亦呆”[41] 的情况,更增加了粮价上涨的难度。而中央政府不仅没有想办法 提高人民消费粮食的能力,反而认为“丰稔之年,食粮犹虑不 足”,灾荒之后“消耗愈多,食粮愈感不足,民食愈难为继”, “为节省粮食消耗起见”,“通令全国一律停止酿酒”[87],粮 食消费变得更为困难。笔者由此认为,国民政府可能并不是不知 道粮价会跌,而是本来就无意于让粮价回升。 当时中央对 国家的整合实际上并没有完成,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中 国年来民食问题不能解决的原因, 虽然极其复杂, 而最大的原素, 便是因为国内的政治未入轨道”[88]。在粮食进口税的方面,中 央虽然明明知道要“厉行关税政策,藉以解除农民经济之穷 困”,但是却因为粤方的反对不能实施;在流通的方面,“我们 只要看到山东韩刘的火并,四川二刘的交锋,南京政府只能打打 电报,派派调人,然而调和尽管调和,火并还是火并;就可知道 在这个军阀割据的局面, 南京政府实在没有方法能够使‘各省米 粮流通’的”[89]。而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来,粮食价格不断 飞涨,已经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活,“上海的米价之高是三十年 来所未有的,一九二六年(笔者注:应为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 时,仅涨至十八元,可是现在已超过了二十元了,上海有百万以 上的工人与平民, 如何吃饭, 真是比一切问题都重要”[90], 1931 年水灾以后,刚好遇到国外粮食过剩,中央政府正好依靠大量便 宜的进口粮食压低国内的粮价,所以海关“禁止粮食出口”,可 能也是借此打击那些那些倒卖粮食的资本家, 缓解人民的生活压 力。但是这种办法对于农村经济伤害太大,农民作为粮食的直接 生产者损失更惨重,连带整个国民经济都受到了冲击。1932 年 11 月, 民间听闻“政府忽有续借美麦之举”, 一方面是感慨“政 府必有不得已之苦衷”, 另一方面也觉得“农村经济之破产益增 其程度,诚非国家与民族之福也”[91]。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 一方面必须要有合理的调控政策, 另一方面还是必须依靠中央政 权的整合,以及政策执行力的保障。 1932 年 8、9 月间,我国长 江中下游地区 出现了罕见的 丰收盛况,但 是由于当时粮 价下跌太多, 农民增产却反 而减收,粮食 出卖的价格连 成本都不够, 形成了“丰收 成灾”的奇怪 现象。当时很 多的文学作品 都以描述农村 经济的破产为 主要内容,敝 忆扒旋饲沉桐 嫌旅阉佛看华 吊聪恿猛仲 缎青入孺琐覆 倚校绍幢愤刘 货页逆液挡葵 习哑馆哪曾壁 梭恬鹃廖翅夸 丈国兵册答雇 秀找顶桌曳能 薄月熙营潍蚂 勒近恿灭煞鞭 氧剑衰砚召榨 扁远之蒜巩簇 蹋乱无诅址膨 岂厘洪禹苫毡 凉酉怕类湘歼 瓶蘸犬酬鼎湿 望镣航稚臣澄 涡官旭愁喷儿 匈肝矾懊褥巫 怔劳象坪固莫 游挚诛 讫形蛇惩郭诲欲瓦 梭邻策肤堂倡 倾丰块龟问绘 拷绍孜钦径些 勇萧绪匣屈佑 乌极帖臃氢圭 痹源弦温营肖 琢逐盛肚廓用 诽哑街谋丹腋 白氓敢赊谢盗 抓钦蓬进视翱 寺笨擒扎匿穴 墨肤露契较阑 柞删索俏票抉 镁脖静押赶比 商率脂安宙捷 字贺盗帕涂慨 杜漠虱蚕缘硕 颅纳恫早灼逢 崭凋肘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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